叶振华 来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4团砖瓦厂 去他的知青点看看吧！

高中毕业，所有毕业生都上山下乡。我本来打算报名去云南的，因为我最怕冷。可是同学们一通劝说，挣工资总比挣工分强，于是我就跟着去了黑龙江，整个一个大对角。去之前，听说那里冷到什么程度--在室外小便时要准备好一根小棍，因为带着体温的尿一出来就会结成冰条。

这当然是带有玩笑的渲染，但是外公告诉我说古书上讲的“堕指裂肤”倒是确实的。“裂肤”是常有的事，“堕指”虽未亲见，但是“冻掉脚指头”的例子还是听到过的。“草原英雄小姐妹”不就是冻掉了脚趾的活生生例子吗？我自己也体会过“寒彻骨髓”的感觉，同时也相应地得到些防冻的常识。

第一年冬天，有个做电工的知青不听老职工的劝告，仗着自己年轻身体好，不戴棉帽就爬上电线杆工作。他下来后还得意地说，不冷啊！刚上去时耳朵是有点冷，可现在一点都不冷。大伙儿一看，他的耳朵都冻白了，摸一下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这才感到事态严重。有同学赶忙张罗倒热水，准备用热毛巾给他捂一捂。在场的老职工急忙制止，并捧起一大把雪，给他搓耳朵。用了好多雪，搓了好一会，他的耳朵才缓过来。之后的几天，他的耳朵起个大泡，接着又溃烂。老职工说，要是当时就用热水捂，他耳朵恐怕就保不住了。

那时住集体宿舍，宿舍以外另外盖了个厕所。虽说小便不用棍子，但是晚上从温暖的炕上下来，走几十米去上厕所，那种寒冷也是难以抵受的。于是大家纷纷一出门转个弯就尿，有的干脆站在门缝里往外尿。那门口原本就结了层冰，因为有人贪图方便，将用过的洗脸水洗脚水就近倒在门口。一旦开了头，就无法收拾了：大家都这么倒，这么尿。日积月累，宿舍门口就长出一个夹杂着垃圾的浅黄色冰坡，进出宿舍要小心翼翼，仿佛登山队员似的，否则随时都会滑倒。

冬天是漫长的，足有八个月之多，倒也不觉得卫生有多大问题。一开春问题就来了，门口老是臭烘烘的，而且与泥浆和在一起，实在令人恶心。这样的日子我竟然过了十年。八十年代初我被分配在北京工作，曾经两次听市长作报告，专门讲改进公厕的问题。他这样转述外宾用“一哭二跳三叫四笑”来描述北京的厕所：一进门，阿摩尼亚气体辣得眼泪夺眶而出；门内尿水横流，地上垫着砖头，必须跳着进去；刚蹲下，便坑里的大尾巴蛆吓得人惊叫；与对过蹲坑者面面相觑，互相一览无余，只有摇头叹息一声苦笑。

后来读到相关文章，谈到西化问题，他说八国联军的瓦德西见到北京市民在街上随地便溺，下令在北京城里普遍设立公厕，原来这是当年引进的一个西化项目。当年我在东北上厕所，却从来不曾想到过西化，西北风的苦恼倒是常常萦回脑际。

北大荒的厕所，粪坑不知为什么都挖得很深，足有两米，而且一般都不加盖。冬天上厕所真是受罪。夏天呢，这里可是个危险的陷阱，曾有人失足掉落，后果不堪想象；更曾经发生过有人将初生婴儿丢落淹死的可怕事件。某连队年年被评为先进，有一年冬天积肥，竟然从冰冻的粪坑里刨出一个婴儿！这个连队的先进立马被取消。

冬天上厕所的艰难，我们连队的一位女知青已经详细描述过，上海老年报刊登了她的文章。其实这种厕所也有它的另一面，就像当年学哲学时常说的：坏事变好事。

上文说过，冬天上厕所其实不必带个小棍，但是清理厕所的却必须带根钢钎。原来夏天掏粪时粪坑满满的，冬天则另一番景象：起初粪便在坑底冻成一大滩，后来越积越高，截面越来越小，活像一座粪塔。最后堆成一个小尖尖，直指蹲者的肌肤。负责清理厕所的人（那时往往由“右派分子”或“坏分子”来担负这项重任）就要用钢钎来凿掉那个影响如厕的塔尖。如果没有及时清理，后继者便须东腾西挪，才能将那秽物安全排出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塔尖就变大了，甚至将整个坑口阻挡住了。

那年我在连队食堂劳动，大师傅老吕头有个闺女，似乎脑子不大好，傻傻的，三十多岁才结婚生子。临产那天一早，她出家门到一箭之遥的厕所如厕。一会儿的工夫，她慌慌张张地跑回家对老父亲说，孩子生在厕所里了！

我是第二天听说这事的，当即问老吕头有没有这事？他笑着说，是啊，闺女回来喊我，我连忙跑去厕所一看，幸亏那粪坑都满了，那小子就搁在粪上，没咋的，也没冻坏，要是夏天还不淹死了？我就把他抱回家了，现在好好的。我说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他高兴地说是啊是啊。

现在那孩子也快到不惑之年了吧？愿他生活如意，健康幸福！